哀牢國與滇國、滇越國之辨析

哀牢國與滇國、滇越國之辨析

作者:肖正偉 文章來源:學術創作網 點擊數:13277 更新時間:2011/9/7 0:58:22

 
摘  要  哀牢國與滇國、滇越國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歷史地位,研究辯析哀牢國與滇國、滇越國的關系,從而對進一步認識哀牢國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詞  哀牢國  滇國  滇越國  辯析
    一、哀牢國與滇國
    云南,在古代是部落林立的少數民族雜居地,史稱“西南夷”。在這塊多民族地區,今有德昂(崩龍)、布朗、佤、傣、壯、彝、傈僳、拉祜、哈尼、阿昌、景頗、白、藏、怒、獨龍、基諾、普米、納西、苗、瑤、蒙古、回、滿、布衣、水等25個少數民族,其中除藏、苗、瑤、回、蒙古、滿等進入云南稍晚或較晚外,其余都是當地古老的民族。這些民族真正形成有一定影響和統治力量的主要是百越系統的傣族和壯族、百濮系統的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他們一個是在今昆明建立了滇國,一個是在今保山建立了哀牢國。建立時間均約為戰國時期,其族屬尚在爭議中。后隨著中原王朝對“西南夷”這片荒郊野地的開發,通過開道置吏,一是在西漢時即歸屬了滇國,置益州郡統轄,下設24個縣,其西邊的不韋縣設到了哀牢國統治中心地今保山壩;二是到了東漢時,哀牢國及其怒江以西的領土又自愿歸屬,設立了永昌郡統轄,且云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由此可見,哀牢國與滇國是在云南歷史上兩個強盛的王國,滇國雖史料記載較少,在考古發掘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所以在學術研究上獲得了輝煌成果;而哀牢國則相反,考古發掘上雖不如滇國,史料記載卻頗豐富,由于研究滯后,學術上沒有像滇國那樣取得輝煌成果,但哀牢王族的強盛是決不亞于滇王族的,這個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下面為使哀牢國研究取得進展,建立其學術地位,將兩國的史料記述內容和考古發掘成果簡述如下,以便對哀牢國研究得到重視和取得成果。
    (一)滇國的史料記述和考古發掘情況
    1.滇國的史料記述
    滇國的史料記述只是最早在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里記述了600多字的一段,其它史籍均無新的記述。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述的大意是,說西南夷部落酉長數目很多,其中夜郎國最大。又說在夜郎國的西邊,靡莫民族的部落酋長數目也很多,其中滇國最大。而這些部落民族留有椎形發髻,并從事農耕,有定居的村落。早在戰國時,楚國楚威王派將軍莊蹻率兵沿沅江而上,開拓巴(今重慶)、蜀(今四川)、黔(今四川、貴州東部)以西的地方。莊蹻是楚莊王的后代,他到了今昆明滇池,見滇池方圓約有三百余里,周圍土地平壩肥沃達數千里,于是就把軍隊駐扎在此地,把這塊地方據為楚國所有。后莊蹻率兵回國匯報情況,不料途中楚國的巴、黔中二郡已被秦國占領,歸路不通,只好再返回滇池。由于滇國強盛,只好降服于滇國,并要求所率官兵換上滇族服裝,遵從滇族的風俗習慣,與滇族和睦相處,而莊蹻還被選做了滇王。這顯然是通過婚姻關系和滇族生活在一起的,最后這一批漢軍被同化了。
    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派了一位名叫常頞的人發動老百姓修建“五尺道”,通西南夷地,并在這個地區許多小國的境內委派了官吏進行治理。10余年后,秦滅亡了。西漢建立了初期,放棄了西南夷地的開發。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歸來,說他在大夏國期間看見蜀布和竹杖,問說這兩樣東西從哪里買來,對方說“從東南的身毒國(今印度),有數千里。是從蜀地(今四川)商人那里購買的。又聽說,邛都(今四川西昌)以西二千里有一個身毒國。”張騫極力陳述:大夏國在漢朝西南,仰慕中國,就是由于匈奴隔斷了它通中國的道路。現在如果經過蜀郡通向身毒國再到大夏,道路便利而又近捷,有利無害。于是漢武帝便派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分別從四川西南的偏僻小徑到西南夷,探尋到身毒的道路。到滇國,滇王嘗羌留他們居住下來。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內,滇王先后派出10多人次為他們尋找西行的通道,但都遭到昆明人(當時主要居住在今大理耳海地區)的阻攔,最終沒有去成身毒國。滇王問漢朝使者:“漢朝和滇國哪個大?”由于滇國閉塞,自封為一個地方的王,不知道漢朝疆域的遼闊,自以為滇國比漢朝大。漢朝使者回國后,向漢朝廷夸獎滇國是西南夷中的大國,值得讓它歸附漢朝,于是引起漢武帝的注意
    漢武帝指使王然于向滇王宣揚官兵平定南越與南夷的威力,暗示滇王去朝見皇帝。滇王擁有好幾萬人,滇國的東北是勞浸、靡莫2個部落,他們和滇國是同一個民族,互相支持,不肯聽從朝廷使節的勸諭。不僅如此,還屢次襲擊漢朝的使者及其隨從。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征調巴、蜀地方的軍隊消滅了勞浸、靡莫后,軍隊開到了滇國。由于滇王率先向朝廷表示親善,所以他沒有被殺。同時,滇王和周圍的鄰國也斷絕了關系,并請求朝廷在滇國委任官史,自己則親自去朝見皇帝。于是朝廷在滇國建立益州郡(治所在今晉寧),漢武帝正式向滇王頒發了印章,仍然讓他管理滇國的百姓。西南夷部落之多,可以以百數,但只有夜郎國、滇國得到漢武帝的冊封和頒發給王印。滇國是個小國,卻最受漢武帝的寵信。滇國的史事記載至此結束,由此可見,僅憑這點事跡就想對滇國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2.滇國的考古發掘情況
    通過考古大量青銅器的發掘,滇文化研究從而站了起來。根據《史記》記載,滇國王族的統治中心地即今滇池區域,但遺址一直未被發現。直到1955~1960年在這里進行了4次數十座墓葬發掘,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尤其第6號墓中出土金印1枚,刻文“滇王之印”,證明了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說“元封二年,…….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的真實記載。1964年在安寧太極山清理墓葬17座,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清理墓葬27座,出土器物與石寨山相同。這些墓葬都是豎穴土坑墓,葬具為木棺,偶見有漆皮。1992年在李家山清理墓葬60座,出土大量青銅器。1996年在石寨山清理墓葬36座,其中71號墓出土文物相當豐富,除青銅器外,有玉器、瑪瑙、琉璃珠、陶器、木器等。
    以上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不但數量可觀,且內容豐富,反映了當時較高的社會文明程度。據不完全統計,在滇池區域內出土的青銅器約7000~8000件,根據其用途,大致分為:
    (1)生產工具類:鏟、鋤、鐮、爪鐮、鋸、斧、刀、削、錐、錛、啄、鑿、針、魚鉤、戚、錘、斨、叉形器、犁(也有人認為是鋤)、鐓,紡織用的經軸、布軸、打緯刀、布撐、分經桿、線盒、繞線板等。
    (2)生活用具類:案、枕、杯、喇叭形器(觚)、蛇頭形鏤孔奩、肩輿、棺釘和各種貯貝器,此外,還有被滇借用過來的器物,如銑、罐、碗、盤、爐、甑、錐斗燈、銃和鼎鍪等。
    (3)兵器類:劍、戈、矛、啄、錘、狼牙棒、叉形器、箭鏃、鐏、箭箙、劍鞘、斧、鉞、盔、甲、匕首、弩機、臂甲、銅柄鐵劍、銅鍪鐵矛和鑿等。
    (4)禮樂類:銅鼓(萬家壩型和石寨山型)、編鐘、鈴、鑼、直管和曲管葫蘆笙等。
    (5)裝飾品類:鐲、簪、圓形扣飾、長方形扣飾、不規則形扣飾、小型圓雕杖頭飾、各種小動物或人物浮雕和圓雕飾件如:兔、狐貍、犬、孔雀、鴛鴦、魚鷹、鵜鶘、牛頭、牛形扣飾、魚飾等。
    (6)還有銅干欄式房屋模型、銅俑、說唱俑、舞俑等人物造型等。
    以上墓葬中出土的這些青銅器,不僅數量可觀,內容豐富,還反映了當時較高的社會文明程度。從紋樣裝飾看,豐富繁雜,題材廣泛,風格多樣。時代較早的青銅器,紋樣、圖案簡潔單調,隨著時代發展,紋樣、圖案日漸豐富,講究畫面的總體布局和諧,并能表現出獨特風格。其特點,思想活躍,沒有思想桎梏,取材隨意,表現手法不拘一格。基于此,滇文化而聞名于世。
    (二)哀牢國的史料記述和考古發掘情況
    1.哀牢國的史料記述情況
    最早涉及哀牢國地歷史的是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說:“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長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史家考證,文中地名“同師”即今保山,“葉榆”即今大理,“滇越”即今騰沖并包括德宏一帶。大意說,今保山至大理一帶,有一些編著發的嶲、昆明游牧民放,常常游牧地方達數千里。……又說在今騰沖、德宏一帶有一個名叫滇越的乘象國。由于這個地方象多,風俗乘象。這應該是哀牢政權下的一個強盛的部落王國。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沒有明確提到哀牢情況。但這時期,強盛的哀牢政權是無疑存在的。
    其后,記述到哀牢國地史事的史書就多了。如東漢·楊終《哀牢傳》(輯佚),班固《漢書》、《東觀漢記》和《東都賦》,王充《論衡》;魏魚豢《魏略》;西晉·司馬彪《續漢書》,《永昌郡傳》(《太平御》引),《永昌記》(《太平御覽》引),華嶠《后漢書》,佚名《南中八郡志》,郭義恭《廣志》,張華《博物志》,陸機《毛詩疏義》,陳壽《三國志》;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孫盛《蜀世譜》,干寶《搜神記》;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爨道慶《爨龍顏碑》,佚名《九州要記》(《太平御記》引);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北齊·魏收《魏書》;梁·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唐·房玄齡等《晉書》,樊綽《蠻書》(《云南志》),杜佑《通典》;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元·馬可·波羅《游記》;明·錢古訓、李思聰《百夷傳》,等等,有上百種史籍記載。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習俗、疆域、世系等,都有豐富而較全面地記述,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
    這些史籍的記述,歸納起來,主要從如下幾方面記述了哀牢國的重大歷史事件。
    (1)政治、軍事方面
    在以保山壩為統治中心地的歷代哀牢王族,從九隆開始到扈栗,據著名史學家方國瑜教授推算,至少有14代哀牢王,即九隆……(至少中隔5代)—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耦—柳承—柳貌—扈栗,以30年一代推算,約400來年時間,即從公元前300多年的戰國中后期到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歸漢設立永昌郡止,在這段時間里,哀牢王族統轄(或聯絡)的疆域號稱“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據諸多史籍記載表明,大致東到大理洱海區域以南,南至泰國、老撾、越南北部,西到緬甸東北部,北至西藏東南部。到哀牢國后期,隨著中原王朝對“西南夷”地區的認識以及西南絲綢古道拓修到了葉榆(今大理),認為對“西南夷”地的開發已是成熟的時候了,于是于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今昆明晉寧置益州郡,下設24縣,其中在哀牢國領土就設了6縣,即邪龍(今巍山)、云南(今祥云)、葉榆(今大理)、比蘇(今云龍)、 嶲唐(今漕澗)、不韋(今保山),從今東邊的大理一帶到西邊的保山怒江為界,并在哀牢國統治中心地今保山壩設置了不韋縣治,遷呂不韋后裔呂嘉氏族從今四川到保山壩定居,并“開文教之風”,從而帶來了先進的漢文化。此后,在夷漢文化大融合的同時,并有頻繁的矛盾沖突,以九隆世族后數代為統治核心的哀牢王族從今保山壩往怒江以西遷移了。這時候已到了哀牢國末期,有史籍記載的就有幾次較大的戰爭。如東漢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益州郡夷帥棟蠶率諸夷反叛,十九年(公元43年)朝廷派將軍劉尚率漢軍3000余人進行平息,二十一年(公元45年)正月劉軍追至不韋(今保山),于不韋大戰,最后殺死夷軍7000余人,俘虜5700余人,繳獲馬3000匹,牛羊3萬余頭,夷師棟蠶被殺,諸夷才平息。顯然當時哀牢人參與了這次戰爭的。這次戰爭對哀牢人震動很大。這是漢王朝軍隊向哀牢國統治中心地(今保山壩)邁進的第一步,雖原來漢朝勢力發展到今保山壩設立不韋縣,只是在政治上占據了哀牢國的一部分領土,并沒有使哀牢政權降服。固然自西漢呂氏家族遷入后“哀牢轉衰”,但“哀牢”真正“轉衰”,是這次戰爭以后,已在今保山壩很難有立足之地,其首邑有可能沿古道往怒江以西遷移去了——今騰沖、德宏一帶。但這次戰爭與后來哀牢歸漢設立永昌郡起了間接或直接的影響。時過兩年,即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國為了進一步擴充其自己的領土,小王扈栗率兵乘箄船沿江(疑今大盈)南下攻打已與漢王朝略有聯系的附塞鹿茤(疑今緬甸八莫以南一帶),最后哀牢官兵以失敗而告終,并認為鹿茤有“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漢威甚神”,于是產生了“內屬”之心。可以說這是哀牢歸漢的思想轉折點。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0年),扈栗等率部族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南部)找太守鄭鴻要求內屬(為什么不到益州郡求內屬,原因不明)。光武帝劉秀得知此事,便將益州郡西部不韋(今保山)、嶲唐(今漕澗)、比蘇(今云龍)、葉榆(今大理)、邪龍(今巍山)、云南(今祥云)6縣劃出,設為益州郡西部屬國(級別介于郡縣之間),并任扈栗為屬國君長,作為土官管理哀牢人。這首先是漢王朝的一種羈縻手段。至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派漢官鄭純任屬國都尉,設治于嶲唐(今漕澗),“以鎮哀牢人,葉榆蠻”。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深深感到漢政權的強盛和文化的先進性以及朝廷對其子扈栗的信任,于是又派扈栗再次率所屬部族首領親自到京都洛陽歸屬哀牢政權——漢明帝顯然視為國家一件盛大喜事,并在宮中舉行盛典慶賀后,將怒江以西今騰沖、龍陵、德宏等地設為哀牢縣,瀾滄江以東今永平一帶設為博南縣,以及把原益州郡西部屬國不韋、嶲唐等6縣劃出,共計8縣,在嶲唐(今漕間)新設為永昌郡轄,其疆域與原哀牢國基本一致,人口189萬,位居全國第二。尤其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祖國西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乃至后來,哀牢小王類牢與太守、縣令常發生爭執而反叛,并攻打嶲唐城(今漕澗),迫使太守王尋奔到葉榆(今大理)。緊接3000多名哀牢人攻打博南(今永平),后朝廷發動以漢民為主的9000多人進行攻擊,方得以平息。最后于孝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把永昌郡治遷至不韋縣(今保山),直到西晉。
    (2)經濟、文化方面
    哀牢夷區和物質資源是豐富的,史稱為“金銀寶貨之地”,出產“金、銀、銅、鐵、錫、鉛、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秀、罽旄、帛疊、水精、琉璃、軻蟲、蚌珠”等,且“土地肥美,宜五谷”,為哀牢先民安居樂業之地。尤其哀牢人紡織的“桐華布”和“蘭干細布”享譽中外;在工藝制作上,桐華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蘭干細布“文如綾綿”。可見哀牢人那時的工藝水平已是很高的了。還有在文化習俗方面,如哀牢王出去打獵,要騎上裝有金銀鞍勒的馬,且插有翠毛裝飾;男女婚戀在路上以對歌的方式結為夫妻;喜歡在肌膚上染墨后用針刺出血的方式來紋身;把鼻耳穿通掛上金銀玉器作為裝飾;在濮人中有的在房屋周圍喜種木棉(海島棉)樹的稱為“木棉濮”,衣服飾屬的稱為“尾濮”,把口染紅的稱為“赤口濮”,見人常以彎腰為禮的稱為“折腰濮”。有的還喜歡把鼻子和耳朵穿通后掛有某種裝飾物。
    哀牢政權雖然結束于東漢,但哀牢民族及其民俗是依然存在的,可以說,至今有些都還存在。尤其到了唐(南詔)《蠻書》(《云南志》)以后的史書記載的更多。諸如:撲子蠻、尋傳蠻、裸形蠻、望苴子蠻、望蠻外喻部落,善打獵,一夫多妻;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銹面蠻、茫蠻部落,用金、銀、紋面來裝飾自己;還有諸如用芭蕉葉作食具、跣足、騎馬不用鞍、衣短露膝、善用槍弩、首插雉尾、用金子作為貨幣交換、小孩生下后由男的照管女人料理家務、喜吃生肉、崇拜家中長者和祖宗、在木板上用刀刻上刀痕來作為債務償還履行契約、生病信仰巫師等等,以及明《百夷傳》等史籍尚有諸多較詳細地記載,這些都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2.哀牢國的考古發掘情況滇11
    西哀牢夷區除了大量出土的石器文化外,青銅器的出土也不少。近20年來,各地州市縣區在生產建設和文物調查中先后有80多次(處)發現了青銅器,發掘出土和零星出土者共計500多件,數量和器類頗為可觀。多數出于墓葬,少數出于遺址、窖藏。器物類型有:
    (1)生產工具類:斧、鋤、鍤、錐、大彎刀等。
    (2)兵器類:劍、矛、鉞、戚、戈、鏃、劍鞘、鐏等。
    (3)禮樂類:案、祭盒、鼓、鐘、鈴等。
    (4)生活用具類:鏡、鐲、環、帶勾、牌飾、串飾小管、鏤孔大管、雕塑動物和花卉的多種小飾品等。
    以上各類用具中有一些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如騰沖麻栗山古墓出土的山字架足銅案;昌寧、保山、騰沖相繼出土的鞍頂束腰銅盒;騰沖二龍山出土的銅鼓;保山、昌寧、鳳慶相繼出土的斜銎尖踵靴型鉞;保山下格箐出土的圓刃方內斜闌戚;昌寧營盤山出土的人面紋大彎刀;以及還有各地林林總總出土的斧斨類、動物類、花卉類等。哀牢地出土的這些青銅器雖然沒有滇國區域那樣大量精美的藝術裝飾,而絕大部分有紋飾,少數為小型透雕、圓雕動植物或器物上作立體附飾。這些青銅器顯然說明了哀牢國已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并有一定的文明程度。但從史籍記載哀牢國情況看,哀牢國的青銅文化的文明程度,應該不會亞于滇國,只能說有待于今后的考古發掘。
    (三)余論
    通過上述對哀牢國與滇國的分析比較,哀牢國現出土的青銅文化的文明程度雖然不如滇國的那樣高,但已進入了階級社會,也有一定文明程度。而史籍記載的史事,就遠遠超過了滇國,可以說滇國靠史籍記載是研究不下去的。兩國無論是從史籍記載的動態史料看,還是從現出土的青銅器的靜態史料看,均是云南這塊土地上齊驅并駕的兩個文明古國。既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異同的地方。
    1.相同的地方:(1)基本上是在同一時期即約戰國中期形成的兩個國家;(2)兩個國家發展的文明程度都比較高,在漢王朝乃至周邊國家中均有很大影響和一定地位。
    2.異同的地方:(1)哀牢國存續的時間比滇國長,滇國在西漢歸屬漢朝,哀牢國在東漢歸屬漢朝;(2)哀牢國統治的疆域比滇國大,哀牢國號稱“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而滇國才方圓幾百里;(3)哀牢國政權是自愿歸屬,而滇國政權是被迫歸屬。
    通過上述對首邑地在云南的這兩個古國的分析比較,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哀牢國和滇國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研究哀牢國的社會地位及影響比滇國大得多,尤其重要的是哀牢國的歸屬基本界定了今祖國云南的疆界。
    二、哀牢國與滇越國
    哀牢國與滇越國是滇西漢代以前史料記述的兩個古國,但由于史料記述發生抵牾,其政權和疆域究竟是隸屬關系還是非隸屬關系,在史學界一直是個難解的迷,研究哀牢國者回避滇越國,研究滇越國者回避哀牢國,究竟是何回事,根據史料記述考辨如下,以求正方家。
    兩個古國的史料記載,最先是“滇越國”,其后才是“哀牢國”。但他們都是同時期存在的。而奇怪的是“滇越國”在西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里記述后,又在東漢·班固《漢書·西南夷列傳》里略轉述過下,后面的史書就一直沒見提到過了,但也不能否定所謂稱為“滇越國”的存在。司馬遷在其《史記·大宛列傳》里說的是,在西漢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漢)回國,說他在那里看到有四川出產的筇竹杖和蜀布,問他們說從哪里運來,說是商人通過身毒(今印度)國販運過來的,身毒在大夏南數千里,認為距蜀(今四川)肯定不遠,便建議中央王朝要找到這條從南方蜀(今四川)到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是漢武帝又要張騫派若干人從蜀(今四川)四路出發,各行了一二千里后,其中往“西南夷”地區出發的這一條,到今大理(據史家考證)一帶時,卻被游牧民族嶲、昆明人所阻殺,沒有走通。只聽說“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據當代史家從西南絲綢古道穿越的路線和一些民族、民風考證看,認為這個名叫“滇越”的“乘象國”即“滇越國”,其方位應該是在怒江以西即今騰沖并包括德宏一帶。
    而“哀牢國”的史料記述,雖略晚于“滇越國”,但記述內容頗豐,且詳實可信,并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信息可提供我們研究。這些史料,初略見于東漢·王充《論衡·宣漢篇、恢國篇、佚文篇》里,其后相繼在東漢·班固《東觀漢記》和《東都賦》、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蜀漢至西晉《太平御覽》(引《永昌郡傳》)和《永昌記》、西晉·華嶠《后漢書》、晉《南中八郡志》和郭義恭《廣志》、張華《博物志》、陸機《毛詩疏義》、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等,其后涉及哀牢歷史史料的史書就更多。這些記載哀牢國歷史的史書中,其中記載得最詳實豐富的是《華陽國志》和《后漢書》,記述了哀牢王族的世系、疆域、首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風俗等,尤其重要的是輯佚了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扈栗率部簇內附時,路過四川請時任蜀郡上計吏的楊終把他親自撰寫出《哀牢傳》作為到朝廷的內附材料。該《傳》記述了哀牢王族世系,從圣母沙壹在保山壩東哀牢山生有第一個國王九隆開始,到……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藕——柳承——柳貌——扈栗等,并說“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于禁高,乃可記知”。按著名史學家方國瑜教授認為,九隆至禁高至少中隔5代,據此推算,九隆誕生于公元前300余年的戰國中后期至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遣子附漢結束哀牢政權時,至少也是有14代哀牢王 ,按30年一代計算,至少執政也是400來年時間,并號稱統轄疆域“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據《史記》、《華陽國志》、《后漢書》、《云南別錄》、《通典》、《晉書》等諸多史籍表明,東邊應起大理洱海區域以南,南到泰國、老撾、越南北部,西至緬甸東北部,北至西藏東南部。由此可見,以保山壩為統治中心地的哀牢王國疆域遠遠涵蓋了滇越國。并且形成時間也較早。這顯然可以看出滇越國肯定是在哀牢王國統治下的一個強盛的部落王族。由于其“強盛”,所以周邊有些不了解情況的人把他稱其為“滇越國”而已。
    那么,為什么司馬遷在其《史記》里只提到“滇越國”,而沒有提到“哀牢國”呢?并且在其寫《史記》期間,曾“奉使出征巴、蜀以南,西略邛、筰、昆明。”任郎中參與平定“西南夷”。其時正是漢武帝于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昆明置益為郡(下設24縣,其西邊的不韋縣設到了哀牢國統治中心地今保山壩)前2年的事,但為什么司馬遷沒有了解到哀牢國情況呢?他只記述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今貴州西部)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今昆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今保山)以東,北至葉榆(今大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長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12。”所指方位情況,已完全是哀牢國地一帶,但為什么沒有提哀牢國呢?這有可能是他沒有接觸到知情人,不能說哀牢國不存在。還有一有力證明是:直到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派其子率部族到中央朝廷洛陽內附時沒有文字材料,按要求,益州刺史應事先向朝廷寫出上報情由。這時擔任蜀郡上計吏的楊終由于平時留心了解滇西哀牢國地的事情,加之根據哀牢王扈栗等一行人員的匯報,便寫成了《哀牢傳》上報,并帶著他們一起去朝見漢明帝,當即便將益州郡西部屬國不韋(今保山)、葉榆(今大理)等6縣劃出,將怒江以西即今騰沖等地設為哀牢縣,瀾滄江以東今永平一帶設為博南縣,共8縣設為永昌郡統轄。這時中央王朝才徹底了解到滇西哀牢國是一個強盛的地方王國。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所謂今騰沖、德宏一帶的“滇越國”絕對是在哀牢國統治下的一個強盛的部落王族,而不是一個獨立于哀牢國政權和疆域以外的王國。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綜上述可見,哀牢國與滇國、滇越國比較,哀牢國是一個建立在中國滇西地區強盛的國家,統治歷史長達400多年,無論是研究它的統治歷史還是統轄疆域,以及社會地位,都比滇國大。那么滇越國只不過是在哀牢國統治下的一個強盛的部落王國而已,不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由此可見,研究哀牢國是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注釋:
①③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
②12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
④將志龍《滇國探秘》,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⑤東晉·孫盛《蜀世譜》。
⑥南朝(宋)·范曄《后漢書·西南夷列傳》。
⑦⑩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
⑧西晉·崔豹《古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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